贫富差距扩大凸显美式人权缺陷

美国是发达国家中贫富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联合国赤贫与人权问题特别报告员菲利普·奥尔斯顿教授在2017年访问美国后发现,作为世界上最富有、最强大、技术创新能力最强的国家,美国却未能利用其财富、权力和技术来解决4000万人继续生活在贫困中的问题。

从大多数指标来看,美国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之一。美国的国防开支超过了中国、沙特阿拉伯、俄罗斯、英国、印度、法国和日本七国的总和。然而,美国的不平等程度远高于大多数欧洲国家。经合组织的统计数据显示,美国最富有的1%人口,拥有该国40.5%以上的财富,而在其他经合组织国家1%最富有的人拥有该国27.1%的财富。根据世界收入不平等数据库,美国是所有西方国家中基尼系数最高的国家,在贫富差距最大的纽约州,基尼系数高达0.51。

多份报告显示,新冠肺炎疫情加剧了美国的贫富差距。根据美国人税收公平(ATF)和不平等政策研究所(IPS)的分析数据,美国的亿万富翁在疫情期间变得更加富有,财富总量飙升了70%。目前,745位亿万富翁持有的5万亿美元财富比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估计的50%的美国底层家庭持有的3万亿美元财富还多出三分之二。排名前5位的亿万富翁的财富扩张速度,甚至比整个美国亿万富翁阶层还要快。

持续加大的贫富差距并非市场竞争下优胜劣汰的自然选择,而是源于美国经济政策和社会制度固有的结构性弊端。2018年《世界不平等报告》通过分析比较不同国家贫富差距上升幅度的差异,证实了不平等不是不可避免的,而是一种政治选择。

新自由主义的主流观点认为不平等是市场竞争、优胜劣汰的自然结果。经济自由的含义就是人们拥有获得不平等结果的权利,恰恰是不平等的结果激励各种要素参与市场竞争,努力提高生产率以获得丰厚回报。自由市场竞争激励资源有效配置,驱动经济不断增长,使国家和个人财富日益增加。芝加哥学派代表人物弗里德曼曾宣称,越是不自由的国家,贫富差距就会越来越大。然而,事实证明并非如此。将自由市场奉为圭臬的美国,却成为贫富差距最大的发达经济体。在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引下,美国自里根时代起大幅降低个人所得税、企业税和资本利得税,向富裕阶层倾斜的税收政策丧失了二次分配的社会调节功能,涓滴效应无法发挥作用,并直接导致了贫富差距的迅速扩大。全球化背景下美国制造业外移,使得国内低收入群体陷入更加贫困的境地,而新兴技术革命使得少数技术精英的财富在数字自由主义的鼓吹下迅速膨胀,导致贫者愈贫,富者愈富,并形成阶层固化和代际传递的趋势。新冠肺炎疫情进一步加剧了社会财富流向少数最富有阶层。因此,美国贫富鸿沟是由于机会不平等而扭曲的市场竞争的结果,美国政府对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偏好难辞其咎。

贫富差距不仅体现在经济上的不平等,而且深刻反映了作为义务承担者的美国政府在人权保护上的不力。美国历届政府都坚决拒绝接受经济和社会权利是人权的观点,无视经济和社会权利已得到美国已批准的核心人权条约(如《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以及美国长期以来一直坚持要求其他国家必须尊重的《世界人权宣言》的明确承认。但是,否认既不能消除义务,也无法免除责任。贫困是对人类尊严的侵犯,国家有责任重新分配财富、消除贫困。这是国际人权法应有之义。当贫困是美国政府经济和社会政策的直接后果,基于意识形态的歧视性政策和法律加剧了贫富差距,并且由于政府未能采取积极行动履行保护人权的义务时,就构成了直接的人权侵犯。美国日益加大的贫富差距,成为美国人权保障结构性和制度性缺陷的明证。